平均每一个包里都有1000枚勋章，四天下来可就是4000多枚，根据衡阳城内军人数量，那也是平均6人一枚！

那可真是好家伙，每个步兵班少的一枚，多的两到三枚，照这样的速度下去，每个人胸前挂一个那玩意儿是迟早的事儿。

什么好东西，一旦多了就不值钱了，不少士兵都是把这平时见都见不到的玩意儿往连长哪儿一放，询问能不能用这换上个十块二十块大洋给家里人。

这种时时刻刻都需要玩儿命的时候，别说勋章不值钱激不起人的兴趣，就是一条大黄鱼，也没有那么让人兴奋不是？

方显绝对此也很无奈，很想对那位说：您消停一点儿，哪怕用这个降落伞多送点儿子弹也比那玩意儿强。可他又知道那位的性情，这话要是说了，一个不好啥啥都没了。

但那位的骚操作还有不少，听说野战医院临时驻地被日本人炸了，嘉奖令发完就又发电报过来指示：“要利用已炸之木板，搭盖棚屋，用破门板做上盖，用碎砖做墙，既能避风雨日光，又能防炸弹碎片，且不要让我官兵露宿。”

衡阳指挥部的一种将校们对那位很关切又如此之细致的微观指导只能表示无语。

您一个统帅，天天注意这些细枝末节的事儿，累不累？有这个时间，您赶紧去调集大军来解衡阳之围他不香吗？

这种令人无语的‘舍本逐末’其实就是那位的日常，中方将领们不习惯也得习惯，但已经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示不理解并大为震撼！

比如1942年，史迪威刚刚接掌中国远征军时，要求得到对军队的完全控制权，但他很快发现，中国人说得可远比做得好听。

两位副总司令官对他的话能听六成就不错，但他们却十成十的听从数千公里外那位的军令。

这也就算了，毕竟那位至少是中国战区司令官。可这位司令官所管的面之宽泛，令史迪威匪夷所思。

比如缅甸战事最危急的时候，在前线焦头烂额的史迪威收到了那位从山城发来的电报，称：“我知道缅甸有西瓜，希望你给每4个中国士兵发1个西瓜！”

收到电报的史迪威据说足足有半个小时没说一句话，用实际行动体现了一把什么才叫真正的无语。

史迪威是一个很纯粹的军人，他给自己的米国上司发电是这么评价自己在中国的上司的：“局势的细微变化可能引起重大的变动，可远在3000公里外司令官的命令却指导了各种各样的行动及准备工作，这样无法根据实际做出的许多命令在到达的时候显得异常愚蠢！”

显然，一名几乎没有在一线见过他的士兵却想贯彻自己‘爱兵如子’理念的统帅，注定是矛盾并失败的。

不过，史迪威敢这么说，方显绝可不敢，只能捏着鼻子将那位的电令通令全军，又复电那位，说最高统帅的关心令军心大振云云。

“沃日哦！老子睡防空洞又凉快又不怕炮弹炸，为毛要去住碎木头碎砖块搭的窝棚？”罗大虎瞪着大眼珠子表示自己的不解。

他这个没读过书的人都知道的事，他不信那位不知道。

带队的陆军少尉面对手下预备役士兵们的茫然，也只能一脸苦笑，没办法回答。

或许在那位的想象中，衡阳城内数万人都是一群二傻子，就站在地面等着日本人丢炸弹的吧！

不过，能在明知十几万日军凶猛扑来的时候，依旧还留在衡阳城中握紧手中枪的人，都有点冒‘傻’气的吧！

这一波地对空大战完毕，衡阳城内外难得的消停了些，日本人的战机几乎不来了，枪炮声也少了几分炽烈。

但以方显绝为首的衡阳指挥部的将校们却都知道，虽然日军目前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但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更猛烈、更残酷的决战随时可能发生。

衡阳指挥部发出电令，要求各部利用难得的间隙及时整补、调整兵力、加强工事，准备迎接日军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的全面进攻。

战斗一个月了，各部都有减员，预10师做为防御城南的主力，牺牲官兵高达千人，重伤也是千人级，战损超过了四分之一，早就急需补充兵力了。

城内的五万预备役就是最好的兵员补充，但方显绝为了表达对这些自愿留在衡阳城并付出自己努力的衡阳民众的尊重，专门在军令中强调了，只能自愿不得强拉。

同时也派宣传人员去各预备役团宣传：“城破之时，安有完卵！”，并重点告知了预备役士兵们，日军伤亡有多大。

这日本人什么尿性，经历了七年战火的中国人早就清楚了，当年金陵大屠杀不就是日军伤亡了两三万人，而后对金陵民众实施报复性屠杀吗？

别说衡阳之战还要继续打下去，就看目前的伤亡，一旦衡阳城破，那不得杀掉所有人泄愤呢？

那咋整？还不是只能干就完了？指不定拿上枪自己活下去的概率还大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