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定国断豪才杨恽案，大展雄才，深得刘询喜爱，一路高升，位居丞相。

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御史大夫杜延年年老体衰，被免职，刘询立即提拔于定国担任。作为“中兴之君”，刘询很英明，没埋没人才，例如没胡乱地将张敞给杀了。在中央集权主义时代，千里马重要，伯乐更重要。

扶大厦于将倾，刘询扭转皇权即将崩溃的趋势，使大汉走向正轨，可以说是一代明君。但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有一件事始终让这位圣明之君放不下，他放不下的乃是儿子刘奭。刘询英明神武，儿子刘奭却孱弱好儒，只懂虚文腐礼。刘奭的柔弱个性，不能全怪他，应该从他的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找寻原因。

刘奭八岁就被立为太子，生活优越，是一朵长在大树下的小花，与刘询这根早年流浪在民间的劲草不同。环境能塑造人，刘询早年生活艰苦，因而他坚忍果决，能够经受大风大浪；刘奭是一个不懂生活艰辛的孩子，从未受过生活的磨难，也未经历过人生的风雨，更不会懂得人心的奸诈。

大汉君王治国，讲求“外儒内法”，表面上玩儒家功夫，以仁礼治国；内里施展法家手段，以严刑酷法为后盾。刘彻是这样的君王，刘询也是。刘询为巩固皇权接连处死赵广汉、韩延寿和杨恽等朝廷要臣，其子刘奭却不能承受。刘奭上书刘询，说刑罚太过苛刻，应该用儒术治国。刘奭这句话，体现了他暗弱的性格特征和好儒的思想趋向。刘询告诉他，治国方略讲求“外儒内法”，否则大权必然旁落。刘奭没经受过与外戚、士大夫和宦官的争夺战，不能理解刘询言语的深意。

经此一事，刘询知道了刘奭个性中的弱点，知其难以撑持大汉基业。刘询曾对人言：败坏我大汉基业的，就是当今太子。刘奭懦弱，刘询也曾想过另立太子。他心中的人选是淮阳王刘钦。可是，刘询始终不能忘却对许平君的感情，内心经过一番事业和感情矛盾争斗后，他选择感情。

许皇后与刘询早年共苦，却不能晚年同甘，刘询很遗憾。许皇后香消玉殒，留下孤苦无依的刘奭。如果刘询再抛弃他，刘奭就成了当年的刘询，甚至比当年的他更惨，因为刘奭并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想到许皇后，刘询就心痛；再想到刘奭是许皇后留下的骨血，刘询的心就软了。

弥留之际，刘询招来三位要臣，准备托孤。

刘询将刘奭托付给史高、萧望之和周堪。史高担任侍中一职，他是刘询的表叔，代表外戚势力。史高本人无能，但他背后的靠山很强悍，别人不能轻易撼动。萧望之和周堪是刘奭的老师，他俩权力不大，但学术功底深厚，谋划有方。

为了进一步平衡这三者的力量，使他们势均力敌，互相制衡，也为了奖赏他们，刘询重新分封一次。刘询封萧望之为前将军，兼任光禄勋；封周堪为光禄大夫；封史高为大司马，兼任车骑将军。萧望之和周堪代表潜在的士大夫势力，如果他二人能够好好利用智谋，可以阻止外戚专权；史高代表根深蒂固的外戚势力，靠着这棵千年古树，史高能够防止士大夫弄权。

宣帝遗诏，命萧望之、周堪和史高共同辅佐刘奭。

于定国一向不喜欢惹事。所以刘询任他为相，却没有叫他辅政。于定国断案，能够达到“民自以为不冤”的效果，因为他喜欢充当和事老，不惩处甲方，也不优待乙方。于定国这种性格，适合做事却不适合辅助君王。如果让于定国辅君，他只会暂时缓和争夺诸方的矛盾，而不是彻底解决。矛盾被缓和，但仍旧存在；如果于定国身死，矛盾大爆发，刘奭将无法控制。以刘奭的能力，不可能在夺权大战中胜出，刘询需要顾命大臣彻底消灭矛盾，而不是缓和矛盾。

主昏弱臣下党争不断

史高与萧望之相比，一个是地下的泥淖，一个是天上的云彩。萧望之是儒学大师，事事都站在德行的高峰，一副万世师表的模样。在儒家的理想境界里，当其位就要有其能，更要谋其政。史高无德无能，被封为大司马，深怀儒士理想的萧望之不服。萧望之身为顾命大臣，就想履行他的职责，驱除史高，架空他的权力。

同时封了三位顾命大臣，宣帝的目的是希望实现三角稳定，互相制衡。然而，萧望之和周堪的相似性很强，他们俩都代表士大夫，只能算是同一股势力。萧望之是东海兰陵（今山东苍山兰陵镇）人，周堪是齐郡（今山东淄博东北）人，他俩是老乡。他俩都曾拜夏侯胜为师，钻研《尚书》，师出同门。萧望之是太傅，对《齐诗》研究精深，周堪是少傅。这么多相似性叠加在一起，他俩就相当于站在同一条船上。更重要的是，他俩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无能而居高位的外戚史高。

于是，三角计划蜕变为两极对抗，即萧望之联合周堪对抗史高。史高是外戚，势力根深蒂固，难以撼动。要与泰山比雄，就必须找寻另外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就是皇室子弟，学术大师刘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