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正国说：“你说美国的挑战，但你没有写‘美国衰落’。为什么？”

程度说：“因为1994年的美国，还没有衰落。我写历史，不能写没发生的事。”

钟正国说：“那你怎么看美国？”

程度说：“美国是一个靠制度立国的国家。它的宪法、它的联邦制、它的反垄断法，都是制度创新的产物。但制度不是一劳永逸的。制度会老化，会僵化，会被利益集团绑架。美国的挑战，不是来自外部，是来自内部。”

钟正国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写分税制的文章，说‘从分权让利到制度化分权’。你提出这个判断，是基于什么？”

程度说：“基于财政包干制的制度极限。中枢财政占比从80年代初的40%以上，降到1993年的不足30%。中枢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手里没钱。所以必须从‘谈判机制’走向‘规则机制’。”

钟正国说：“你觉得分税制能解决所有问题？”

程度说：“不能。分税制只解决‘钱怎么分’，不解决‘事谁来干’。事权不厘清，分税制只是把矛盾从中枢推到地方。”

钟正国看了他一眼。“你倒是清醒。”

程度说：“不清醒不行。文章写出去，是要被人看的。说错了，要挨骂。”

钟正国说：“你怕挨骂？”

程度说：“不怕。但我怕说错了，误导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