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风穿过竹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无数亡魂在哭。

“我手下那一哨，”康福说，“一百二十人。破城时剩三十七个。现在……大概就我一个还活着。”

“我那一师，”陈玉堂说，“两千五百人。最后清点，活着的……一百零三个。”

数字。

冷冰冰的数字。

每一个数字，都是一条命，都是一段被战争碾碎的人生。

而现在，这两个曾经带领这些数字互相厮杀的人，坐在一起，平静地交换这些数字，像在交换菜园里萝卜和青菜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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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吗？”康福忽然问。

不知道是问陈玉堂，还是问自己。

陈玉堂没回答。

他只是看着远处的南京城，看了很久，然后说：

“我老家在安庆。咸丰十一年，湘军破城。我爹，我娘，我妻子，还有两个儿子……都死在城里。不是湘军杀的，是乱兵，是饥荒，是……说不清谁杀的。”

他顿了顿：

“后来我加入太平军，就是想报仇。杀湘军，杀清妖，杀所有让我家破人亡的人。”

“杀够了吗？”

“杀不够。”陈玉堂摇头，“杀一个，想杀十个。杀十个，想杀百个。杀到后来，我都忘了最初是想给家人报仇……只是习惯杀人了。”

他转头，看着康福：

“你呢？为什么当湘军？”

康福沉默了很久。

“我老家在湖南湘乡。”他说，“长毛打过来时，我没跑。因为曾国藩曾大人说，要保境安民。我就跟着他，从湖南打到湖北，打到江西，打到安徽，最后……打到南京。”

“保境安民，”陈玉堂笑了，笑容很苦，“保住了吗？”

“没有。”康福说，“境没保住，民也没安。只有越来越多的死人，越来越多的废墟。”

两人都不说话了。

因为答案太残酷——没有谁是赢家。湘军赢了战争，但输掉了良心。太平军输了战争，也输掉了性命。而那些百姓，那些被“保”的、被“安”的民，死在战火里，死在饥荒里，死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的马蹄下。

像野草，被碾过一茬，又长一茬，再被碾过。

下山时，太阳已经偏西。

两人砍了三根毛竹，康福扛两根，陈玉堂扛一根——用独臂和瘸腿，配合得意外默契。走到屋前时，天色将晚，炊烟从茅屋的烟囱里袅袅升起。

是陈玉堂煮的饭。

三个月来，他们轮流煮饭。今天轮到陈玉堂。

饭是糙米，菜是园里的青菜，还有一小碟咸鱼——是康福前几天从山下镇上换来的。两人坐在屋前，就着暮色吃饭，谁也不说话。

吃完饭，陈玉堂没走。

他从怀里掏出一小坛酒——不是好酒，是镇上最便宜的烧刀子，但封泥完好。

“喝点？”他问。

康福点头。

两人就着碗喝。酒很烈，烧喉咙，但暖身子。

喝到第三碗时，陈玉堂忽然说：

“康兄弟，咱们……结拜吧。”

康福手一抖，酒洒出来一些。

“结拜？”

“嗯。”陈玉堂看着远处沉入暮色的群山，“这山里，就咱们两个人。你无妻无子，我家人死绝。哪天咱们谁死了，另一个……好歹能收个尸，烧炷香。”

话说得很直白。

直白到残忍。

但也直白到……真实。

康福没立刻回答。他端起酒碗，喝了一大口，让那股灼热从喉咙烧到胃里，烧掉心里最后那点犹豫。

“好。”他说。

没有香，没有烛，没有关公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