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度恰恰在这两点上有碾压性优势。

第一，他有“亲历者视角”，原着只有“研究者视角”。

朱瞻墡做过皇帝，知道一个帝国的决策层怎么开会、怎么吵架、怎么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拍板。

他写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不只是写“他创办航海学校”，而是写“一个王室成员，面对一群商人，怎么说服他们掏钱、怎么分账、怎么处理失败”。

他写荷兰东印度公司，不只是写“它发行股票”，而是写“董事会的十七个绅士，怎么在一个没有现代通信的时代，管理半个地球的生意”。

这种制度运作的颗粒度，原着给不了。

第二，他有“被制度吃掉”的痛感，原着只有“分析制度”的冷静。

程度做过贾政，知道一个工部官员在“双日临空”时，怎么在皇权夹缝里求生。

他写西班牙的白银诅咒，不只是写“通货膨胀”，而是写“一个塞维利亚的商人，手里攥着从美洲运来的银币，却发现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他写苏联的计划经济，不只是写“效率低下”，而是写“一个厂长，面对上级下达的指标，明知道完不成，还是硬着头皮报了个假数”。

这种人在制度里的挣扎，是原着缺少的温度。

第三，他有“三百年跨度的比较视野”，原着只有“九国并列”的横向罗列。

程度做过朱瞻墡（15世纪）、贾政（18世纪）、贾有才（20世纪），陈清泉（2063年才去世）；

对“一个制度怎么从生到死”有长时间段的，直觉。

他写英国，可以从1215年《大宪章》一直写到1846年废除《谷物法》，把“制度变迁的六百年”压缩成一条逻辑线。

他写美国，可以从1787年制宪会议写到1890年《反垄断法》，让读者看到“同一个制度基因，在不同阶段的不同表达”。

这种纵向穿透力，原着做不到。

第四，他有“中国经济学者”的问题意识，原着是“全球史”的旁观者。

原着《大国崛起》的立场是“讲述历史”，程度的立场是“为中国找参考”。

他写葡萄牙，会问“国家主导的航海，为什么没有催生民间资本”；

他写荷兰，会问“金融创新为什么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