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最终和平解决。

这让虽远在江南，但仍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的陈济方，很是松了一口气。

因为若真的因此重燃战火，驻在大沽一带的数千商团，便成了孤军。

以他们那些人马和装备，在洋人大举进犯时，很难坚持多长时间。

而真到那时，海路断绝，北方又无其他商团大队，从江南经陆路北上增援，则是难之更难。

此时在京畿附近，虽然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已陆续开到，但他们能有几何战力，陈济方也是心中没底。

陈济方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并且已经在暗下开始了布置。

好在事情得以回转，终是虚惊一场。

但是，这场天津教案虽然解决，代价却是搭上了曾国藩余下的官宦前程。

原因在于，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的处理，被指违背了民心、民气，激起了朝野舆论的强烈不满。

而清廷亦有意继续打压湘系势力，任由曾国藩背负骂名，却袖手旁观。

压力之下，曾国藩自引其咎。自己原本已重病缠身，又因此更为加重。

早已晋为大学士的曾国藩，从此病养于京中。

他自感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上不安于朝廷，下不安于旧部。未过两年，就在心力交瘁之下去世。

一代名臣，就此陨落。

曾国藩离世之后，清廷感念他的卓着功勋，对他追赠太傅，谥号“文正”，祀京师昭忠、贤良祠，各省建立专祠。

而接替曾国藩的李鸿章，从此守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开始了“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的，辉煌而又艰辛的历程。

天津教案虽然以和平的方式终结，但对陈济方的内心却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他对教案险些引发战事心存余悸。更因危急来临前，未能做好应战的准备，而深感自责。

虽说列国间局势瞬息万变，战端不会轻易被开启，但常思常备亦是当然。